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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郑振铎

1999-05-29 来源:生活时报  我有话说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任命为第一任文物局长和考古研究所长,是周恩来总理提的名,当然也代表着毛泽东的意思。其实,当初父亲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时,并没有留下“做官”的打算,只想等全国解放后,回到上海去照样教他的书,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书,因为他爱好他的事业,同时也觉得自己“不惯做行政事”。但他还是接受了任命,很认真负责地当他的“局长”和“所长”,并且把全家都接到了北京,在西四牌楼颁赏胡同安了家;他收集的那些陶俑用火车运到北京后,直接拉进了故宫博物院,这说明父亲留在北京“做官”的决心是下定了。他不仅自己做“官”;还动员了许多朋友和学生出来做“官”。团城上的文物局和旧时黎元洪总统府里的考古研究所,云聚了张珩、王天木、夏鼐……等许多专家、学者,都是他动员他们“出山”的。

1949年9月,我和母亲初到北京——当时还叫北平——不久,全家暂住在北京饭店四楼的一套房间里。虽已是入了秋,但天黑得仍很晚。夏日的余热未消,那时饭店设备较简陋,室内没有电扇,故而大家都要在阳台上乘凉到很晚,才回屋睡觉。一天夜已很深,我们正准备上床就寝,忽然有轻轻的敲门声,父亲过去拧开门,接着便见一个人探身进来,原来是李一氓同志。他微笑着对父亲说:“振铎,有人要看你。”这时我才发现,在李一氓同志身后还有一个人,魁伟的身躯,一副威武的容貌,满面笑容地向父亲点着头。“好熟悉的脸呀!似乎在哪儿见过的!”当父亲和来客热情地握着手并引进隔壁客厅以后,我躺在床上仔细地想呀……想呀……翻来复去地难以入睡。忽然间,啊,想起来了!他不就是白天刚看过的电影《百万雄师下江南》里的陈毅司令员吗!我兴奋得再也睡不着了,躺在床上倾听着客厅里的谈话。虽然我听不清他们谈些什么,但可以感觉到他们谈得十分热烈、兴奋,时而传来陈毅同志阵阵爽朗的笑声和浓重的四川乡音。他们虽是初次见面,却分明像是阔别多年的知交,有说不完的话。一直谈呀谈呀,谈到东方呈现出鱼肚色,窗外传来第一班有轨电车的隆隆声,父亲才送走客人回到卧室里来。父亲虽是一夜未睡却毫无倦色,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对母亲说:“陈毅同志到客厅后,第一句话就对我说,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你的作品和你主编的《小说月报》,一直以为你是一位银须皓发的老学究呢,没想到你还这样年轻(按:父亲当时刚年满五十),说完,我们都哈哈大笑。”那一夜,他们谈了许多问题,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谈到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的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工作,又谈到今后怎样建设和壮大自己的革命文艺队伍;也谈到了父亲最为关心的建国后的文物管理工作和考古事业的发展方向,父亲说,真想不到,这样一位久战沙场、统率百万大军的著名将领,谈起文化界的事情,却是那样内行,那样的了如指掌,陈毅同志还十分关切地询问了父亲在抗战八年和四年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的生活情况,并一一了解了许广平、唐?等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的近况。父亲十分感慨地说:“只恨相见太迟呀!”

有天早晨,父亲刚到办公室,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室忽然派人来请父亲去,说是有要事相商。父亲回来后,便把文物处长张珩请去谈话。张回到办公室,便和人们说要出差去几天,人们问他去哪里,他却闭口不言,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次日一早,张便真的“出差”去了,直到傍晚才回来。连续两个整天,他都是这样的早出晚归。有人问起他时,他总是正色地说:“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不说。”脸上却总是掩饰不住那神秘的微笑……

和平解放西藏不久,有一天班禅来到团城,向玉佛献哈达,局里的人都跑出来,怀着一种好奇心鼓掌欢迎活佛。一向埋头工作的张珩,竟也丢下了正在鉴赏的展子虔《游春图》,跑出来欢迎活佛了。大家都感到诧异,向他投以询问的眼光,他却依然是面含神秘的微笑,不作回答,不一会儿,他又回去默默地鉴赏那幅刚收购到的名画了。又是好几个月过去了,中央把签订和平解放西藏条约时所用的毛笔和西藏笔等文具交给文物局,要转交给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保管起来。张珩知道了,高兴得跳了起来,脱口而出道:“想不到我用过的东西也要进革命博物馆啊!”这一语泄漏了天机,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张珩那次两天的“出差”,就是去中南海抄写和平解放西藏条约的汉文本去了。但大家奇怪,毛主席怎么知道张珩擅长写瘦金书,而把他选中的呢?原来,事情的原委发生在父亲身上:父亲在荣宝斋印《敦煌画》时,为这本画册写了序言,但他觉得自己的字不好看,印出来效果不好,便请写得一手好字的张珩来代笔。这本画册出版后,毛主席看了,十分欣赏用瘦金体写的序言。恰好,不多久,中央要和西藏签订和平解放条约,条约要用汉藏两种文字各写一式两份。在中央商议汉文本由谁来写时,毛主席忽然想起了《敦煌画》的序言来,便说:汉文叫郑振铎来写吧,他的瘦金体写得很好,于是派人来请父亲,经父亲说明后,毛主席才知道是他误会了,这才发生了张珩的“二进宫”。

1958年10月18日凌晨,一架从北京南苑机场飞往莫斯科的苏式“图——104”客机,在苏维埃楚瓦什自治共和国卡纳什地区的高空云层中穿行着。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团强烈的火光中,机身宛如一颗闪亮的殒星,在漆黑的万里夜空中,划过一条耀眼的弧线,坠落而下……

10月20日,中国首都北京各报头版,镶着黑色边框的消息报道:“新华社十九日讯,十月十七日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图——104’客机一架,在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乘客和乘务员全部牺牲。乘此飞机的有我国前往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的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副团长蔡树藩、团员……”

“郑振铎”的名字,对中外学术界,特别是对文学界,是大家所熟知的。突如其来的噩耗,如同晴空中的惊雷,震动着他的亲人和每一个熟悉他的人的心弦。朋友们老泪纵横,同志们垂首默哀,亲人们悲痛欲绝。古老的庭院,秋风萧萧,群花凋谢,黄叶沙沙,也在为它们的主人唱着哀歌。人们呼唤着:‘振铎”、“铎兄”、“西谛”……呼唤声直上万里苍穹,但是没有回答,正像他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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